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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培育机制研究

发布时间:2018-04-02

      当今的社会管理,政府需要从过去的“管理”、“撑船”向现在的“治理”、“掌舵”转变。而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理分工,关键是要遵循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规律,培育适合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生态机制。
 

      1、社会组织运行的三方互动机制
      社会组织之所以区别于政府与企业,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关键在于其自身具有特殊的互动循环机制。社会组织与一般商业的供需过程不同,社会组织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和产品,但顾客和消费者并不直接购买服务,而是依靠捐赠者提供资金购买社会组织的产品,资金提供者本身并非服务对象——这就在“捐赠者—社会组织—服务对象”三方之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互动循环机制。按照这一制度设计,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组织既能脱离行政官僚体系,又能模仿企业的组织模式,因此在决策和执行方面会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效能。

      2、从国外与中国香港社会组织发展经验看
      社会组织实现良性循环的关键条件
 

      根据社会组织自身独特的供需循环机制,要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需要一系列与其相适应的政策生态环境条件进行配合,这主要涉及社会组织运作的三个环节,即社会组织资金来源、社会组织内部财务运作、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和参与。从国外与中国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经验看,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循环运作需要三个关键条件:一是激励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组织建设;二是激励社会组织内部非营利化运作;三是激励社会广泛参与社会组织建设。
      (一)搭建企业与社会组织交流合作的平台。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是社会组织正常运营的基础性因素。要加快社会组织发展,单靠政府的资金显然不够。从国外与中国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经验看,为了促进商业机构或个人与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的机会,政府有时需要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主动搭建或鼓励建成商业机构等捐助者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平台,形成固定的合作机制,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组织建设。
      (二)保证社会组织的非营利化运作方向。非营利化运作方向是保障社会组织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的前提条件,高质量的社会服务又能提升社会组织声誉,进一步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组织建设,以此维持社会组织的三方良性循环。这其中,政府对社会组织服务质量、服务方向与财务状况的监控至关重要。如,香港政府引进“服务表现监察制度”,订立《津贴及服务协议》,只有社会组织的服务方向和内容与政府确定的方针相符,才有可能获得政府资源。同时,订立《服务素质标准》以保证社会组织服务的水平。在评估时引入科学的评估工具,为社会组织找出薄弱环节,使其能够不断改进。
      面对数量庞大的社会组织,单靠政府力量显然难以完成审计任务。如果政府既资助社会组织,又对资助项目进行审计,就会造成权力重叠,容易产生权力寻租。目前发达国家(地区)对社会组织进行财务审计基本依靠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中介组织,并有各种方式确保第三方审计的公正性与便利性。如在美国,社会相信只有具有长期稳定的独立资金支持的第三方机构才可能做出权威、公正、客观的评估。为了确保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公信力与独立性,有专门组织成立的基金会为评估机构筹款,不接受任何接受评估的慈善机构及其捐助者的捐款。而香港则推行“整笔拨款津助制度”,不再就人员编制、薪酬水平及个别开支项目细分其对社会组织的资金投入,在加强社会组织的财务独立及问责性的同时,方便第三方财务审计。
      (三)培育良好的社会氛围,激励个人或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具体说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培育社会组织发展氛围:
      一是依靠法律制度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捐赠氛围与志愿风气。如,德国政府修改《公益法与捐赠法》,消除捐赠法中的机制障碍,明确志愿者赔偿责任与意外事故保险,引入志愿服务实际支出抵偿款。
      二是为具体参与社会组织建设的社工提供更多的专业上升通道。在德国有超过100所大学开设社会服务领域的学习及深造项目,还有细分的硕士项目以满足更高的专业化需求。社会组织工作者还可以通过培训资源网站搜索到全国2万多个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并通过教育券、培训补贴等方式支付培训费用。
 

      3、推动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政策指引与法律法规建设。一是通过规划明确发展目标与发展计划。制定出台中长期规划,明确政府职能转移的时间表与计划安排,明确社会组织的培育目标,明确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移的范围及标准,引导社会组织根据政府职能转移需要进行发展。二是出台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办法。对社会组织采取分类管理,并在分类管理的思路下根据社会组织承担的不同功能和不同活动领域对其采用不同的准入制度、监管制度、财务制度和法人制度等。三是完善法律监管制度。扭转过去“重行政管理,轻法律法规”的做法,让社会组织的监管与运营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可以考虑把比较成熟的社会管理政策上升为地方性法规。也可以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台更细致的条例,从不同方面规范社会组织的行为,减少实际操作上的“灰色地带”。特别是要规范涉及公益资产、公共利益、公众信任等方面的行为,如募款、投资、贷款等。
      (二)打造良性的交流互动平台与激励竞争机制。一个理想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捐助者、社会机构与被捐助人之间必须具有良好的沟通与互动平台,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机构之间也需要存在适当的竞争关系。政府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打造常规化的项目对接平台。以对接平台为媒介,通过设计一定的规范与程序,让“捐赠企业—公益项目—社会组织”实现常态化的对接,提高社会组织获得企业捐赠资金开展公益活动的可行性与便利性。政府在进行平台建设以及促成项目对接的过程中,应引导捐赠企业明确自身的社会责任以及参与公益行动的宗旨与目标,帮助其接洽到与企业自身公益理念相吻合的公益项目;充分发挥基层社会公益组织的灵活性与能动性,让其开展的活动真正满足受助群体的各方需求。将平台资源向尚未有相关平台建设的地区倾斜,以保障各地社会组织发展的均衡性。
      二是打造社会组织与公众互动交流平台。建设社会组织信息公开与服务展示的专门查询网站,收集与公布各地社会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财务收支、接受捐赠情况、收费项目和标准、信用评级、服务项目完成情况等信息。
      (三)不断完善财务管理与评估制度。当前,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存在各种问题,很大程度源于社会组织粗放式的财务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的滞后性。加强对社会组织的财务监管,捍卫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一方面需要政府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撬动社会力量,向各方借力共同监管。
 

      (来源:《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年第22期,出版时间:2017年11月16日。作者:李璐,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章曾刊于由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编印的2017年10期《社会组织研究动态》,内容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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